天山

戛纳与大师
　　
　　
　　1946年戛纳电影节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几个理想主义者不能容忍威尼斯电影节的政治挂帅。60年后的今天，这个最初蹒跚踟躇的电影节已不知不觉奉献给我们满满一堂优秀的电影人和电影。全世界的电影人已将戛纳当作梦想与荣耀之地，而戛纳也一直坚持着它最初的目标——发掘有潜力的导演。倘若没有戛纳，下面这些导演和一些伟大的电影，我们看到或听到的机会，会不会小一点？
　　　　
　　　　　　初始：让特吕弗、伯格曼走向世界
　　　　
　　　　　　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发明了电影。他于1939年7月来到戛纳，准备担任首届主席，为一群理想主义者官员所构想的法国人自己的电影节助威。9月1日，德国的军队开进了波兰，原本定于这天开幕的电影节夭折。直到1946年，二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戛纳电影节才正式写入世界电影史。
　　　　
　　　　　　开头几届并不顺利，48年，51年由于经费不足停办。再加上经验缺乏、定位模糊，戛纳在最初几年一团散沙，电影狂欢节快要沦为商品交易会。1953年，焦头烂额的组委会请来了诗人让·考克多。
　　　　
　　　　　　考克多给了戛纳一个明确清晰的目标——发掘有潜力的导演。那一年，戛纳把法国导演亨利·乔治·克鲁佐的《恐惧的代价》介绍给世界。
　　　　
　　　　　　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戛纳开始有所作为。1957年，评委会特别奖给了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这位瑞典大师在戛纳的亮相还包括58年的《生命的门槛》，60年的《处女泉》，73年的《哭泣与耳语》。1997年，戛纳把50周年大奖“The Palme des Palmes”授予伯格曼，请他来分享50周年的荣誉，大师说，“谢谢，但它不属于我这样的老人。”
　　　　
　　　　　　戛纳从不乏年轻人。弗朗索瓦·特吕弗拿到最佳导演奖时28岁，当时最年轻的获奖者，也是戛纳历史上第一个凭处女作得奖的人。那部电影叫《四百下》，那一年是1959年，戛纳使全世界的目光聚焦法国新浪潮，以特吕弗、戈达尔为首的有批法国导演开始在世界影坛上争奇斗艳。
　　　　
　　　　　　之后一年，金棕榈给了备受争议的《甜蜜的生活》，已经成名的费德里克·费里尼因这部“颓靡”、“阴暗”的影片遭到非议，然而时间证明一切，经典在今天依然魅力惊人。
　　　　
　　　　　　1968年戛纳没有电影，我们记得的画面是特吕弗的脚摔在让·吕克·戈达尔的肩头，他们手牵手挡在银幕前，大喊，“现在不是看电影的时候”。当年的开幕影片是《飘》，但这一切并未随风而逝，20多年后，贝托鲁奇在《梦想家》里纪录了五月风暴，游行的学生们沸腾了大街小巷，那一年的电影人在戛纳给予坚定的声援，电影和戛纳一起见证历史。
　　　　
　　　　　　1970年代：正科波拉、西科塞斯大师之名
　　　　
　　　　　　凭借《教父》系列震惊美国影坛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却永远无法让美国人像欣赏教父，那样去欣赏真正代表他个人的电影。是戛纳给他的《对话》以肯定，并在1979年将金棕榈搬给了一部他自掏腰包拍摄、却赔得血本无归的电影。那部电影就是《现代启示录》。
　　　　
　　　　　　另一位美国人马丁·西科塞斯也有相同苦恼。好莱坞任何一位超级明星都愿意出现在这位超级大导的任何电影里。然而西科塞斯却为奥斯卡憔悴30多年，直到今年才以并非巅峰水准的《无间道》圆梦。与奥斯卡的保守相反，戛纳早在1976年就以金棕榈认可了马丁的《出租车司机》。十年后，马丁·西科塞斯又凭《八小时以外》夺冠最佳导演。戛纳巩固了西科塞斯的大师地位，使他从美国知名导演成为国际知名导演。
　　　　
　　　　　　威尼斯发现了黑泽明，而戛纳则将日本新浪潮四大导之一的大岛渚，介绍给了世界。1976年，大岛渚的《感官王国》在戛纳电影节放映，真实的性爱场面让一些记者半途离座。两年后，戛纳邀请他的《爱之亡灵》参赛，并给与他最佳导演奖。
　　　　
　　　　　　1970年代不可不提的影片还有德国人沃尔克·施隆多夫的《铁皮鼓》，戛纳自然不肯错过，1979年的金棕榈于是有了两位赢家，《铁皮鼓》与《现代启示录》。
　　　　
　　　　1980年代：视角遍及日本、希腊、丹麦
　　　　
　　　　　　1983年，金棕榈给了今村昌平的《梄山节考》，今村本人并未出席，因为他不喜欢出国。这个奖给了当时无片可拍，又为了创办电影学校而负债累累的今村昌平莫大的鼓励，他在庆功宴上挥舞着拳头发誓：“我愿为电影终身挨穷！”1997年，他的《鳗鱼》再度夺冠，今村便成了五位金棕榈双料得主中惟一一个从没去领过奖的人。
　　　　
　　　　　　1984年的戛纳，德国人维姆·文德斯以《德克萨斯的巴黎》摘取了金棕榈。这一年的最佳剧本给了希腊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塞瑟岛之旅》；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以《犯罪份子》首次在戛纳得奖，正式获得国际认同；美国独立电影人吉姆·贾木许的《天堂陌影》也漂亮登场。1984，对这些人来说，只是与戛纳的初次见面。
　　　　
　　　　　　后来，维姆·文德斯又拿到了最佳导演，那部电影叫《柏林苍穹下》。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尤里西斯生命之旅》以及《永远的一天》分别是1995年的评委会大奖和1998年的金棕榈，戛纳给这位希腊大师一生中也许最精彩的两部电影锦上添花。还是通过戛纳，人们认识了拉斯·冯·提尔的《破浪》和《黑暗中的舞者》。一头白发的吉姆·贾姆许，他的《破碎之花》终于在2005年拿到了评审团大奖。
　　　　
　　　　　　前南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是1985年来到戛纳的，古灵精怪的《爸爸出差去了》轻松揽下金棕榈，这一年的评委会大奖给了美国电影《鸟人》。
　　　　
　　　　　　最传奇的要属美国人史蒂文·索德伯格，他花了两周时间写剧本、一周拍摄完成的处女作影片《性，谎言，录像带》，轻松拿下1989年的金棕榈，成为戛纳历史上最年轻的金棕榈得主。评委会主席正是文德斯，他对这部电影的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对他而言，评判影片最重要的是看有没有个性，《性，谎言，录像带》修改鲜明，看了让人兴奋，让人对电影有信心。索德伯格因此一战成名，否则我们今日又岂能看到精彩又养眼的“罗汉系列”。
　　　　
　　　　　　1990年代至今：关注亚洲 肯定美国
　　　　
　　　　　　1990年代伊始，戛纳以大卫·林奇的《我心狂野》，显示了金棕榈自信、超前的品味，也捧出了一代迷幻大师。此后10年，他陆续拍摄的美丽、迷幻的《妖夜荒踪》、《穆赫兰道》，可能是我们上世纪末拥有的最令人费解、又欲罢不能的观影经历。
　　　　
　　　　　　之后，金棕榈欲发刁钻和大胆起来。科恩兄弟的1991年《巴顿·芬克》和昆汀·塔伦蒂诺的1994年的《低俗小说》都被戛纳捧上了艺术电影的殿堂。间中的1993年，还在新西兰发掘了历史上首位女性金棕榈得主简·坎皮恩，她的获奖影片是《钢琴课》。这也是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一年，陈凯歌以《霸王别姬》成为了第一位问鼎金棕榈的中国导演，侯孝贤的《戏梦人生》亦拿到了评委会奖。然而这一年金棕榈获奖者的结局是喜悲参半的，不久他们先后获邀闯荡好莱坞，又先后铩羽而归，其后便再无作为。但他们当年的获奖电影，惟有那两部电影仍是影史上的华彩一笔。
　　　　
　　　　　　2000年是中国电影惊艳世界的一年，评委会大奖给了姜文的《鬼子来了》，杨德昌以《一一》获得最佳导演，他是第二个在戛纳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王家卫在1997年也得到该荣誉，当年他的参赛片是《春光乍泄》。
　　　　
　　　　　　2003年，金棕榈肯定的是冷静、克制的《大象》（美国导演加斯·范·桑特作品），第二年又转向激进奔放的《华氏911》（美国导演迈克尔·摩尔作品）。2004年的两部亚洲电影煞是瞩目，评委会特别大奖得主《老男孩》让我们看到了韩国人的爆发力，正是从戛纳开始，朴赞郁的《老男孩》一时风靡，他的复仇三部曲受到关注，全世界一起期待《亲切的金子》。而泰国的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热带疾病》，被授予评委会特别奖。这部没几个人看得明白的电影，让泰国电影渐渐从边缘处浮现出渐渐清晰的面貌。